1963年，陈广胜当了师长，听说老家那个拜过堂的媳妇秀兰还在，一个人拉扯着他走时还没出世的儿子，日子快过不下去了。
1963年，山东寿光县委的通讯员骑着自行车冲进部队院子的时候，陈广胜正拿着毛笔、蘸着红墨水批文件。
信封拆开，滑出来一张黑白照片，照片里一个女人，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，旁边站着个剃着板寸头的壮实小伙子，他把照片端到鼻子尖跟前看，手指攥得发白。
照片里的女人叫刘秀兰，1938年，日本鬼子打进了山东，那时候他和秀兰刚成亲没多久，连新房的喜字都还没贴热乎，他就跟着队伍走了，秀兰一直追到村口，他只撂下一句“等把鬼子赶跑了就回来接你”，头也没回。
这一走，就是25年，1945年抗战结束，陈广胜往老家寄了十几封信，全被盖上“查无此人”的戳子退了回来，部队一直在转移，邮路断了，人就这么彻底没了音信。
1952年，部队有明文规定：干部要是跟原配失散多年、找不到人了，可以重新成家，后来他在部队医院认识了医疗科长，借了半间破窑洞，安了新家，规定给了他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可秀兰那边没人给她任何理由。
她一个人在山东守着六亩薄地，用粗布条把孩子往背上一扎就下地干活，孩子是1945年生的，取名叫寿光，小名满仓，三年困难时期闹大旱，树皮草根都叫人扒光了，她顶着没过脚踝的大雪，一步一滑走了几十里山路，跪在土医生家门槛前，求他给发高烧的儿子开点药。
就靠着这一双双沾着血的千层底鞋，她从集市上换回几两发霉的红薯干，媒婆都快把她家门槛踩烂了，她隔着门缝，每次都只说一句：“他肯定还活着，我得等。”这一等，就等了18年。
1963年那张加急送来的照片，把他过了11年的平静日子彻底搅乱了，当天晚上，陈广胜用报纸罩上台灯，开始写报告，他没写“对不起”，也没诉苦，就写了一句话：“原配刘秀兰及儿子生活困难，请求组织帮助安置。”
干部部的王部长是四川人，说话像扔手雷似的：“老陈，人得救，但规矩不能乱，你现在家里这位，你打算怎么交代？”
陈广胜硬着头皮回到家，把照片往桌上一放，话还没说出口，媳妇先开口了：“这事，你早该告诉我。”
她拿起照片看了一会儿，又放下：“孩子是无辜的，那位女同志，也没错。”
她自己主动给组织写了份情况说明，表示一定配合，王部长大笔一挥，当天就批了，批文上的字写得干干净净，一个抖动的都没有。
师部派车去接人，母子俩坐了整整五天火车，到招待所那天，床单是粉色格子的，刘秀兰睡不惯，把自己的衣服垫在下面，儿子靠着墙坐了一宿，天亮时腰都直不起来了。
陈广胜开完会赶过去，一进门先看见那双布鞋，鞋帮上补了三层补丁，针脚密得像蚂蚁排队，他憋出一句“来了”，刘秀兰回了一个“嗯”。
寿光立正喊了声“叔”，声音有点劈叉，一半卡在嗓子眼里，陈广胜想摸摸他的头，却发现儿子已经比自己高出半个头了，手最后落在了肩膀上，实实在在的，感觉像拍在一袋水泥上。
后来，秀兰被安置进了农场，吃上了公家饭，她剥花生壳，别人一天剥三十斤，她能剥五十斤。
陈广胜每个周六都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过去，车把上挂着网兜，里面装着肥皂、白糖、上海牌牙膏，骑过那条杨树夹道的小路，要十五分钟，够抽两根烟的，两人见面多半就是坐着，常常没话说，十来分钟就散了。
寿光进了速成学校，一年后穿上军装，去了别的师，他给陈广胜写信，“父亲”这两个字涂改了三遍，最后落笔写的是“陈师长”，汇报自己射击考核拿了个“良好”，陈广胜回信就三行：好好干，听班长的话，别给我丢人。
1965年，陈广胜调任军区，临走前把刘秀兰的户口迁到了省城郊区，分给她一间平房，门口有口压水井，压柄上缠着铁丝，一压就嘎吱响，那之后，他再没写过信，也再没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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